近年來，高科技領域的造假事件層出不窮，比較著名的有貝爾實驗室的舍恩（2002，納米電晶體），中國的陳進（2003，漢芯），韓國的黃禹錫（2004，人工胚胎幹細胞）。

德國科學家舍恩從2000年開始，憑著一系列驚人的論文發表成為科學界的明星。他自稱用奈米技術做出了只有單一分子大小的超微型電腦。如果這是真的，則意味著電學從矽時代走向有機時代。舍恩在3年中發表了超過100篇論文，光2000年，舍恩就在《科學》和《自然》這兩本期刊上發佈超過8篇論文。很多人開始討論這位「愛因斯坦二世」獲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2002年，舍恩的造假醜聞敗露。人們發現，一切都是幻影，所有的實驗資料都是偽造的。

在整個作假過程中，該負起責任的不僅只有舍恩。貝爾實驗室的負責人一心要把實驗室往市場推動，急於渴求轟動性的成果，學術期刊急切魯莽地接受了他發表的論文，他的同事毫無懷疑地讚賞了他的成就，還有無數的科學家有懷疑而不敢發聲。在這個過程當中，實驗室負責人、學術期刊負責人、舍恩的同事，都以某種方式綁定在舍恩造假的利益鏈條上，對造假事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004年2月來自韓國的黃禹錫在美國《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宣佈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類胚胎幹細胞。2005年5月，他又在《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宣佈攻克了利用患者體細胞克隆 (克隆即英文單詞clone的音譯，意為無性繁殖) 胚胎幹細胞的科學難題，為全世界癌症患者帶來了希望，其研究成果轟動了世界。其研究成果為黃禹錫帶來無數榮譽，包括「韓國最高科學家」、首爾大學國際幹細胞研究中心主任、和數百億韓元的研究經費。他曾經說：「我是靠個人奮鬥取得成功，這是所有普通韓國人的夢想」。2005年底，他的研究小組成員指出2005年論文中有造假成分，首爾大學隨後的調查證實，黃禹錫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幹細胞研究成果均屬子虛烏有。 黃禹錫「學術造假」醜聞令科學界震驚，他本人也名譽掃地，被解除教授職務並獲有期徒刑2年。

中國的漢芯事件則更是匪夷所思。在摩托羅拉公司做測試的工程師陳進，將一片從美國買來的MOTO-free scale 56800晶片，雇請他人磨掉原有標誌，然後加上自己的「標識」，變成了所謂「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漢芯一號」，申請了多項專利，並借此當上了上海交大微電子學院院長、博導以及「長江學者」。

借助「漢芯一號」，陳進申請了數十個科研專案，騙取了高達上億元的科研基金。在多達數十次的成果鑒定當中，由專家、教授、院士組成的評審團如同虛設，始終無法發現晶片是打磨出來的。最終是由於內部的利益問題，漢芯一號遭到了匿名揭發，在新聞界的追蹤下才最終敗露。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多的高科技造假，以至於到了明目張膽，登堂入室的程度?

造假的客觀原因在於創新的困難性。研究人員以創新為職業，憑藉創新獲得生活來源。但是創新又非常困難，特別是基礎研究領域，客觀上大部分成果是沒有用的。多數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人，終其一生也無法獲得一個能夠獲得實際應用的研究成果。如果制度環境把創新作為研究者的職責所在，研究者只能夠通過造假來維持其職業的自然法理。

在工業革命時期，創新的利益鏈條非常簡單。發明人發明了一個產品，申請專利，開辦企業並獲得利益。在這種模式下，發明人自己承擔發明的前期投入費用，並依靠發明獲得收益。一個假的東西，除了耗費金錢外，並沒有什麼其他作用，因此發明人沒有造假的利益動機。在現今的知識經濟時代，創新的價值鏈條被延長，利益分配模式變得日益複雜。一方面，創新對國家，對企業的牽引作用日益增強，因此越來越得到高度重視。國家每年都投入巨額的資金投入到科技創新，企業對研究的投入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企業，而不是發明人，成為了創新的投資和收益主體，創新成為了一種職業。研究人員並不是依靠創新本身價值的直接實現獲益，而是依靠創新所帶來的衍生物，如加薪、升職、獲得職稱、獲取資金、政績等來獲取利益。在創新的直接價值被衍生價值覆蓋的情況下，創新就具有了造假的利益動機。

我們注意到，這些著名的科技造假事件都發生在基礎科學領域。雖然在生產領域也會出現造假事件，比如三聚氰胺牛奶，但是總體來說，基礎科學領域的造假更加普遍一些。注意到以下的事實，我們基本可以確定這個判斷的合理性：學術界每年發表的論文數以萬計，但是真正能夠落實到應用的成果鳳毛麟角。牛奶儘管有假貨，但是大多數牛奶還是可以喝的。

創新價值的判定困難，為造假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基礎科學的原理往往比較深奧，能夠掌握一個特殊領域的知識本身就是一個很高的門檻，在科學的最前沿，往往只有幾個科學家在從事研究，具有鑒別能力的人非常少。科學實驗資料一般都是經過非常複雜的仿真和試驗得到，如果不重複這些實驗，從表面上看難以發現錯誤。造假者本人也並非等閒之輩，他們也經過了嚴格的科學訓練，有很高的地位和聲望，而且對技術的發展趨勢往往有冷靜和客觀的判斷，符合多數人的預期。所謂「大偽似真」，他們的「成果」，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像是重大突破。在科技成果鑒定困難的掩護下，眾多的「皮諾丘」（Pinocchio）們紛紛登場，長袖善舞，各顯神通。

這裡的例子是比較極端的。因為造假人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學術地位，因此他們的「傑作」也是驚世駭俗的。還有眾多的人地位沒有這麼高，或者諳熟中庸之道，明白物極必反的道理，因而造假活動也有所節制。比如，雖然不宣稱是劃時代突破，卻可以宣稱所提出的方法有某個方面的重要意義；雖然不偽造資料，卻可以選擇和加工資料。對於一些情節不是特別嚴重的造假活動，很難區分與合理失敗的不同。有事實模糊的地方，就有造假空間。在時間檢驗之前，創新的前期評價都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造假是一個客觀存在，在不同的層次上追逐著可能的利益空間。謊言伴隨著科學一路走來，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在事實不清楚的情況下，政治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謊言經不起檢驗，因此往往與相關各方結成利益同盟，各取所需。真實與謊言，乃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它們相生相伴，共同構成了創新的生態環境。而少數真正的創新，也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艱難地尋找出路。

造假者最終暴露了，其學術生命就此結束。造假者很難通過公眾評審這一關，而實踐和時間的天平上，更是容不得半點虛假。真正的創新，如孟德爾的豌豆試驗，在被埋沒了45年以後，也最終得到了其應有的地位。在時間檢驗面前，所有的謊言都會被揭穿，而所有的金子，最終都會發出絢麗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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