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人類的移動愈來愈不受侷限，資訊的傳播也愈來愈快速。傳統國與國之間仰賴土地、勞力、工具等資源作為競爭武器的模式，已經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被打破，知識的重要性逐漸凌駕其他因素之上，甚至決定了個別國家的競爭力。當全球各主要國家無不以培養產業所需的高級人才為當務之急時，產學合作所扮演的角色，也日漸受到重視。然而，企業界面臨現實的生存競爭，必需快速應變方能生存，這樣的背景造成長久以來學術界、產業界的作法並不相同，同時兩者間的溝通也未必暢通，因此如何有效率地媒合學術界以及工業界，實非一蹴可幾，往往存在客觀上的困難。

儘管如此，仍然有一些知名的學術單位，利用產學合作這個途徑，不僅創造出可觀的經濟價值，甚至也成功扶持起新創公司，為政府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本文將對不同國家及地區經營產學合作的背景及現況，做一個概略性的介紹。

美國

先說美國，依照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gers (AUTM) 針對2010年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該年度美國經由學術研究所衍生出來的新公司總計有651家，專利申請共12,281件，分別較2009年增加了9.2% 以及 46.8%。報告中亦強調若直接以經濟價值來看，該年度的授權營收為20億美元，較前一年增長了3%；被資助的研發經費為590億美元，較前一年增長了10.5%。無疑地，這麼可觀的數字足以印證，美國是產學合作的大國，但是一切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美國透過80年代一連串的立法，聯邦政府積極設立科研資助部門(例如著名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國家航空太空總署NASA)，以及挟其智慧財產產業成熟的優勢，對產業界及學術界的交流與合作起了推動的作用。

歐盟

英國
在歐盟各國中，英國與德國對產學合作的態度亦非常積極。以英國而言，政府本身即主動投入，以政府的高度整合產業界及學術界的能量，以期提升科技產業的競爭力。為了達到政策性的目的，
更不惜在1992年之後，進行多次的行政體系改組，以落實產學合作政策，目前由「商業創新和技能部」(Department of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s)統籌管理科研發展事務。英國政府在推動產學合作上，曾經大刀闊斧的推動兩項計畫：第一項為1986年推出的“LINK”計畫，用以支持具有市場潛力的研究計畫，而每一個計畫的個別研究案，都規定要由至少一家廠商及至少一個學術單位共同參與，政府則補助一半的經費，以鼓勵學術單位向企業界尋找實用化的課題；第二項為1975年即創立的“Teaching Company Scheme”(TCS)計畫，該計畫是將研究生派駐至企業內部做研究性的實習，同時接受教授以及公司內部有經驗人士的指導，進而達到利用人的移轉來帶動知識及技術移轉的目的。經過日積月累的努力，根據 Annual Innovation Report 2010 (UK)的報導，英國大學在2008/09年度由知識交易衍生的所得總共為30億英鎊，在2003/2004至2008/2009年度間，年平均成長率為6%。

德國
德國人是講求實際的民族，而這項實際的特色也反映在產學合作的作法上，德國的產學合作政策以人才培育為本，並與技職教育密不可分。由於政府誘導及贊助有方，德國的大學是以聯邦政府的基金與企業界共同研究，或是以和企業簽訂研究合約的方式，來進行技術移轉；而企業界的研發活動，則與當地的大學有一定程度的關聯，同時邦政府掌控了75%的學校研究經費。因為其重視專業實習的教育制度，使前述人才培育的功能，直接內嵌在大學教育制度中的產學合作過程。總的來說，儘管政府無法全面干預，但仍然利用有限的干預手段，主導產學合作的進行，再輔以「容納模式」(允許兩人共分一職以增加就業人口，但提供職業繼續教育的進修獎助)、彈性選修、第二專長培訓等措施，增進整體效能，使企業界與學術界都互蒙其利。

歐盟各會員國
隨著世界環境的變遷，歐盟各會員國對科技創新政策亦有新的進程。在2010年3月26日的歐洲理事會上，歐盟的領袖們宣佈了「歐洲2020」(“Europe 2020”)計劃，該策略計畫的目的是要提高歐盟競爭力並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且各會員國都要共襄盛舉，除了要宣佈其改革議程及報告進展狀況外，會員國的競爭政策與績效也將自2010年秋季開始被發表。而在創新歐盟記分板(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簡稱IUS，前身為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2010年的二十五項指標中，就有五項指標與智慧財產直接相關，分別為：每十億GDP所產生的PCT專利申請件數、與社會挑戰議題相關(減緩氣候變遷、健康)的PCT專利申請件數、歐盟商標申請件數、歐盟外觀設計申請件數，以及向國外授權總營業額(包括授權金及權利金)所佔GDP的百分比(以上均以歐元為單位，並按購買力標準計算)。

亞洲

日本
亞洲國家中，日本是經營產學合作的模範生，經營產學合作的歷史也最悠久。早在1961年就制定了「礦工業技術研究組合法」，並在1983年制定產學合作制度，推動國立大學與民間企業之間研究人員的對等合作。之後又進行一連串的立法，以支援研究成果商業化，並放寬公務員兼任民間企業職務的限制，以落實產學人才的交流。並早已採行「大學等機構先端科技產學合作計畫公開招募制度」，藉此媒合產業界及學術界，實施先端科技的產學合作。

除此之外，日本的專利制度歷史悠久，在明治時代就由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引進並倡導歐美的專利制度，影響所及，日本政府在明治四年(1871年)頒佈了「專賣簡則」，可謂專利制度的最前身，其後經過明治及大正年間的多次修改(1879~1921年)，確立了日本近代的專利制度。當然隨世界大勢之所趨，於1921年之後，日本政府仍多次修改專利法(部分原因在於要與國際接軌及配合日本加入專利合作條約)，經過漸次發展，早已累積了不少專利方面的成功經驗。近年來，雖然中國大陸亦開始急起直追，但是在創新歐盟2010的績效報告中指出，依照十二項指標的記分結果來看，日本在整體創新表現上，仍然僅次於美國，甚至於在PCT申請案的數量上高出於美國，並且優於歐盟27國的整體表現，而歐盟27國的整體表現，又優於金磚四國(印度、巴西、中國、俄羅斯)的個別表現。

結語
在世界各國均視創新為競爭利器，紛紛投入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的同時，政府除了仿效先進國家立法，及補助研發經費之外，實在應該從基本出發。由以上可知，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美、日等國在成為研發創新的優等生之前，都已經歷了長時間的產學交流及實做，或者更明白的說，長時間的「練習」。因此，「給魚吃不如教人釣魚」，如何奠基於現有基礎上，培育並教導產學合作的從業人員，使其具有適切的專業能力，足以應付日新月異的創新活動所衍生的種種事務，實為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