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廣明案已經雙方和解而落幕，但此案遭遇陪審團裁決天價賠償，並經上訴救濟而無力變更判賠結果，仍將成為國內廠商在美訴訟之經典警世教案。想要比較深入了解此案，從中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除應直接查閱庭審筆錄，體會其庭審（trial）過程外 ，也應對此案的上訴審理加以研究分析。特別是本案於原審為陪審審理，並無所謂的「判決理由」，國內多有錯誤觀念認為陪審判決無法上訴 ，或難免有疑問：在原審沒有判決理由之情形下，究竟要如何上訴？上訴審法院又要如何審理？

事實上，廣明針對此案於2020年3月2日提出的上訴理由狀，整整有54頁之多，惠普於同年5月1日提出上訴答辯狀，全文也有52頁。廣明再於同月4日提出上訴回應狀（APPELLANT’S REPLY BRIEF），仍有27頁。雙方攻防激烈，絲毫沒有因為欠缺原審判決理由，而無法上訴及答辯。上訴審判決於同年6月5日出爐，針對原審損害賠償判決及相關執行命令之上訴，合併裁判，全文共21頁，扼要簡明地論駁了廣明的上訴理由。以下即先分析廣明之本案上訴理由，接著說明上訴審法院判決對於上訴理由之回應。在此說明分析中，將著重於針對陪審團裁決如何上訴救濟，最後並藉此對於我國法律審上訴制度提出反思。

廣明上訴理由分析

廣明的上訴主要是針對原審法官依據陪審團裁決損賠金額乘以三倍之判決，同時也針對該三倍判決後，原審法院駁回廣明依法逕為判決（Motion for Judgement as a matter of law）以及更審（Motion for New Trial）之請求，提起上訴。請求依法逕為判決及更審分別規定在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下稱《規則》）第50條及第59條。兩者均可為救濟陪審團裁決之手段，其中第50條部分之適用要件為：合理陪審團無從於法律上有足夠證據基礎給予勝訴方勝訴判決（a reasonable jury would not have a legally sufficient evidentiary basis to find for the party on that issue）。第59條之適用要件則委諸判決先例（for any reason for which a new trial has heretofore been granted）。

《規則》第50條由法官依法逕為判決之規定，使得陪審審理不但要依法裁決（透過法官對陪審團之審理指示即jury instruction為之），也要依證據裁決。如果法官認為：合理陪審團經由庭審結果，在法律上無法有足夠證據做出其原有裁決，法官得改變陪審團裁決結果，依法逕為判決。換言之，職業法官在陪審審理中，不但主導確認案件中應適用之法律，也要監督陪審團為理性決定，因而必須確認有足夠證據為基礎。

那麼廣明究竟是如何主張陪審團欠缺足夠證據判決惠普之勝訴金額（廣明僅針對賠償金額上訴）？首先當然是排除足以支持惠普勝訴金額之證據。就此廣明始終維持於地院庭審時主張的一貫論調：損害賠償之計算，不能將惠普子公司的採購算入，但惠普並無法分清楚有哪些惠普子公司的交易被計入。因此，廣明必須將庭審中Aron博士（惠普關於損害賠償之專家證人）此部分的關鍵證詞予以排除。

此部分的關鍵證詞為：

原告律師問：「根據你看到的資料，你的認知是否為光碟機係由原告惠普公司所購買？

Aron博士答稱：是的。」

由於被告律師在Aron 博士回答前，已經以證詞將不具前提基礎（no foundation）以及屬於傳聞（hearsay）為由，聲明異議。雖然原審法官駁回異議，但廣明認為駁回異議有誤，在上訴審查原審法院駁回《規則》第50條請求時，就應該排除這段本應異議成立的證詞。除此之外，廣明還比對Aron博士的其他證詞以及證人Hudson（惠普採購負責人）之證詞，主張Aron博士的專家意見根本不具有可信賴的前提基礎，甚至Aron博士所憑的數據資料是來自法庭外不具名的神秘第三人。另外，廣明也提到連歐盟都有調查本案並認定光碟機是由不同的惠普事業體所購買，其中就包括惠普於歐洲的子公司。基於以上種種及其他理由，廣明因此主張：原審陪審團所為損害賠償金額之裁決，在法律上並沒有足夠證據可以支持全部係由惠普本身採購所造成。

也因此，廣明請求：上訴審應廢棄原判決，依法逕為被告勝訴判決；或者至少以原審法院錯誤駁回上開異議影響判決結果為由，廢棄原判決並發回更審，又或者至少應以原審陪審團所為損害賠償金額之裁決違反最佳證據評價（against the great weight of evidence）為由發回更審[1]。

上訴審之判決回應

上訴審判決係合併裁判廣明關於損害賠償金額及相關執行命令之上訴。其中關於損害賠償金額部分，上訴審判決先是界定了上訴審查標準。其中關於原審法院駁回廣明依《規則》第50條請求依法逕為判決部分，為事後完全重新審查（de novo），但對於陪審團是否有足夠證據基礎為其裁決之判斷本身，則應就證據採取所有合理有利於他造之解讀（all reasonable inference in favor of the nonmoving party）。至於審查原審法院關於容許Aron博士關鍵證詞部分（也就是駁回異議之決定）以及駁回更審請求部分，均是採取原審裁量權有無濫用（abuse of discretion）之審查標準。

上訴審判決接著討論了在計算損害賠償時，應將惠普子公司之採購交易予以排除之法律依據，以及廣明於此之法律主張。不過，上訴審判決認為沒有論斷廣明法律主張之必要性，因為廣明在事實方面的主張，均有違誤。首先是Aron博士關鍵證詞容許性部分，由於在法律上原審就此決定之裁量空間很大，上訴審判決認為原審就此並沒有濫用裁量權。因為美國聯邦證據規則（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第703條本來就准許專家證人基於其認知及個人觀察之事實或資料，提供專家意見。關鍵證詞的問題是「根據你看到的資料」，這正是要求Aron博士根據其觀察的資料，提供專家意見。此外，雖然專家證人審閱的資料，有可能是傳聞證據（在本案中應該都是惠普提供的交易資料），但聯邦證據規則第703條也允許專家證人所憑為意見基礎之事實或資料本身不具有證據容許性。只要該事實或資料在專家證人所在專業領域可以被合理信賴即為已足。廣明在原審聲明異議時，只有提到不具前提基礎（no foundation）、傳聞（hearsay），並沒有爭執專家證人不能合理信賴其所憑的交易資料。無論如何，上訴審法院認為原審處理廣明對於關鍵證詞的異議，並沒有錯誤。

再來是有關廣明對於損害賠償資料是來自法庭外不具名神秘第三人的指摘。上訴審判決就此引用了一段Aron博士於原審的證詞：「就如同我前面證詞所提到的，遇到資料顯示供應者為其他惠普事業體時，像是惠普子公司，我會將這些交易從資料中剔除。」[2]上訴審判決認為由此可知並沒有什麼神秘第三人，Aron 博士所證稱1億7千6百萬美金的損害賠償額數據就是只有計算惠普的採購金額。至於證人Hudson之證詞與Aron博士的專家意見並不完全一致乙節（Hudson似乎不能完全確定交易資料均為惠普本身，或者另外還包含有惠普子公司之交易；相對於此，Aron博士明確證稱已經剔除惠普子公司交易），這本應由陪審團來決定採信誰的證詞。對於陪審團是否有足夠證據基礎為其裁決之判斷，並不評斷證據可信度的問題。

最後是廣明引用有關歐盟的調查資料及其他有關惠普子公司也有採購光碟機的主張。因為光碟機有在海外發貨銷售，這一點並沒有爭執，重點在於惠普子公司的採購已經在損害賠償計算模型上被排除了。上訴審判決因而嚴詞批判這根本是在移轉焦點（red herring），並在判決附註4中指稱：歐盟的調查報告資料雖然是廣明於原審提出的書證，但廣明並沒有解釋基於何種目的可以容許這樣的書證成為證據，以及其調查內容可被認為真正。因此，上訴審判決認為原審駁回依法逕為判決之請求，核無違誤。此外，上訴審判決也引用了相同於廣明主張的判決先例（即Whitehead v. Food Max of Miss., Inc.,乙案），認為要廢棄原審駁回更審聲請之裁定，必須要聲請方明確表明支持陪審團裁決的證據基礎有所欠缺[3]。但如前所述，廣明顯然無法為如此之表明，所以有關駁回更審請求之上訴也應該一併駁回。

陪審上訴審理之啟發

比對廣明上訴理由及上訴審判決之回應可知：陪審團裁決雖然沒有理由，但透過《規則》第50條依法逕為判決（Motion for Judgement as a matter of law）之請求，一樣可以對陪審團裁決違反證據裁判主義加以救濟，甚至透過第59條更審（Motion for New Trial）之請求，也可以對陪審團之不當證據評價加以糾正。原審法官對此二項請求的決定，當事人也可以繼續上訴救濟。但因為依法逕為判決之請求，係為維持依證據裁判原則，故上訴審採取完全重新審查之審查標準，但更審請求應僅為陪審制度下的例外救濟，上訴審之審查標準僅在於原審決定是否濫用裁量。如此設計使得陪審團、法官與上訴審之間，有著相對明確的功能性分工，可以在必要時救濟陪審團之錯誤，也不至於使上訴審過深地介入事實認定問題，因而有助於金字塔審級救濟制度之達成。我國訴訟制度雖然沒有陪審審理，但一樣有事實審與法律審之區別，且法律審業務繁重，案件居高不下，始終是司法改革上最難以克服的一道障礙。如能借鑑美國陪審上訴審理制度之適當分工，調整法律審與事實審之職能界限，相信必能有益於司法改革之成功。

備註：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作者： 蔡志宏 現任： 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勞動庭庭長、 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五庭庭長 經歷：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法學博士、美國UIC約翰馬歇爾法學院智慧財產權法碩士、私立東吳大學法學碩士(公法組) 專長： 網路治理、智慧財產訴訟、聲請釋憲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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