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8年的公司法全盤修正後，台灣在今年又迎來一次商業法制的重大變革。為了建立重大商業案件的專業審判體系，現有的智慧財產法院將改制為智財與商業法院，也將重新制定商業案件審理法。目前，相關兩部法律（《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商業案件審理法》）都已經送進立法院審議，預計在這個會期結束前，就能完成全部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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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法律系教授劉連煜，是這兩部新法律的催生者之一。他回憶，在2017年的全國司改會議中，他是唯一的商法界代表，「司改會議有很多重點，像是觀審制、陪審制的討論，但我覺得經濟法制也不能被忽視，堅持把設置商業法院也納入司改會議的結論裡面。」

劉連煜指出，有效的糾紛解決機制，對於商業活動的發展至關重要，但包括台開案、SOGO案…..等國內重大的財經案件，歷經十多年的訴訟過程，至今仍未完全劃下休止符，「所以成立專責商業法院的目的，就是讓審判系統具備專業、迅速、可預測還有一致性。」

設立專責法院，提升商業審判品質

為了達成這些目的，商業案件審理法的草案當中有不少異於一般民事訴訟的規定。例如，參考智財案件審理法，草案中允許在法院內設置商業調查官，輔助法官從事商業問題的判斷、提供專業領域的參考資料；另一方面，也引入專家證人制度，讓訴訟中的兩造可以使用專家證人，在訴訟中提供專業意見。同時，由於審理內容往往具有商業上的重大利益，草案也賦予法官發布秘密保持命令的權限，限制當事人或第三人對外公開審理中的營業祕密。

此外，為了使訴訟程序有效率地進行，若法院覺得適當，可以用遠距方式來進行審理，包括當事人、律師、其他關係人等都不需親自出庭，可以用影音設備來審理；審判書狀也以電子方式取代傳統的紙本進行送達。最重要的，草案中也強化了準備程序的功能，要求法院與兩造共同制定審理計畫，當事人也可以在準備程序中，列舉相關事實或證據，要求對造具體說明，且對造不得任意拒絕。換句話說，未來在審理商業案件時，絕大部分證據在言詞辯論前就會被全部揭露，訴訟進行的速度也可望加快，達成提升審理效率的目的。

但這部新法律也有不少未盡人意之處。首先，按照目前的規劃，未來的商業法院只會審理民事糾紛，因此刑事上的財經犯罪還有相關的行政案件審理，仍然依現行方式進行。「這實在是很可惜的結果，」台大法學院教授蔡英欣指出，許多商業事件的本質，其實是民事、刑事、行政環環相扣。「民事責任的歸屬，往往受限於行政、刑事的判決結果，如果審判上沒辦法整合，審理效率還是不容易提升。」

此外，商業事件審理法也有強制調解的規定，明定商業訴訟事件起訴前，法院應先行調解程序。往好方面看，調解程序中若雙方能各退一步，就不必走到後續的訴訟，但實務上若雙方已經多次歷經談判、洽商，都無法得出解決方案才選擇以訴訟解決，卻還硬要他們再進行一次調解，花費的時間反而更多。換句話說，若強行要求雙方必須先行調解才能進行訴訟，不但輕忽了私人之間透過談判、仲裁等非法院機制解決紛爭的能力與意願，而且也無助於商業訴訟的迅速審理，與立法目的背道而馳。

商業法院只審民事案件，對增進審判效率幫助有限

最後，全篇商業事件審理法草案的重點，不論是法院管轄權、設置商業調查官還是強制調解規定，都是商業事件的程序性規定，但不可諱言的是，許多纏訟經年的商業案件無法解決，關鍵並非程序問題，而是實體法上的法規本身就不完備。舉例來說，公司法第9條規定，公司應收股款，股東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才能撤銷或廢止其登記。蔡英欣分析，「這樣一來，眼前公司登記到底真實與否，必須等到刑事判決完全確定，才能有最終的結論，不確定性實在太高。」

為了解決紛爭，蔡英欣建議，可以考慮參考日本法，對於公司設立、增資、併購等重大影響股東權益的行為，制定相當的提訴期間限制，「如果任何人對於公司這些行為有疑義，必須在提訴期間內，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否則提訴期間一過，縱使發現公司的行為有重大瑕疵，也不能夠予以變更，只能再向公司負責人或股東請求損害賠償。」

商業糾紛往往牽涉巨大利益，本質又相當複雜，制定專法、專責法院處理商業事件，對於健全商業發展環境絕對有相當助益，但法令若不能與時俱進，或無法符合業界的期待，離專業、迅速、可預測、一致性審判結果的目標，也只怕會愈來愈遠。

資料來源：「如何讓商業法院充分發揮效能」研討會，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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