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通訊產業處於弱勢地位，不僅專利累積量相對較少，擁有標準必要專利(SEPs)的數量更是有限，大部分廠商只能用權利金來換取關鍵技術的授權，相對的也會遇到許多專利侵權訴訟的問題。不過，同樣是挨告專利侵權，對手向你提告背後的動機卻是大有不同，必須先釐清專利權人要的是什麼，才能找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應戰方式。

為了讓國內企業多了解國外的專利訴訟案例、善於利用法律武器，爭取更多談判或勝訴的機會，智慧財產局從2013年起，進行了為期三年的「通訊產業專利趨勢與專利訴訟分析研究計畫」，主要著重於專利的技術趨勢，以及科技大廠之間的專利訴訟案例，希望能協助台灣通訊廠商擺脫專利困境。

根據統計，2015年美國的專利訴訟新案共計5,819件，排名前五的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分別是德州東區地方法院、德州瓦州地方法院、加州中區地方法院、紐澤西州地方法院、加州北區地方法院，光是一個德州東區地方法院，起訴案件就高達2,541件，幾乎全美國有近半的專利訴訟案件都是在這裡提起的，專利訴訟集中的程度可見一斑。

表一、2015年專利訴訟新起訴案件數排名前五名的美國聯邦地院

智慧財產局專利高級審查官趙慶泠指出，通訊廠商遇到專利侵權訴訟時，應該先了解專利權人為什麼提起訴訟，究竟是要排除對手競爭、維持市場優勢、抑或是釐清競爭關係？被告廠商同時也要評估，專利權人和自己是否具有商業上的競爭關係，對方是希望長期授權取得授權金，或只是一次性的勒索賠償，這些都和談判立場、訴訟籌碼息息相關。

第一類型：競爭對手間專利戰

第一類型的專利訴訟案件為競爭廠商之間的專利戰爭，代表性訴訟案件像是美國晶片大廠博通(Broadcom)和高通(Qualcomm)，以及Apple和三星Samsung。這類型的專利訴訟是競爭廠商間透過主張專利權，來維持市場占有率或排除對手所帶來的競爭威脅，因此這類型的訴訟案件往往是來真的，不但會纏訟較久，就算最終兩造達成和解，通常也是發生在訴訟結果已明朗或可被預期的訴訟後期階段，不像NPE所發起的專利訴訟，很容易在訴訟初期階段就達成和解。

第二類型：為牽制授權協商進行的專利訴訟

在第二類型的專利訴訟案件中，原告是在通訊技術領域具備相當技術基礎的專利權人，當和被授權人的授權協商陷入瓶頸或僵局時，專利權人可能會向法院起訴，控告授權契約期限已屆滿的被授權人侵害其專利，藉以牽制授權協商進行，迫使被授權人妥協。像是2006年及2012年間Ericsson與Samsung的專利侵權訴訟，都在這種情況下發生。

第三類型：自有技術之NPE的訴訟策略

還有一種類型的NPE是本身擁有技術，將技術申請專利後獲取收益。2015年在美國排名第五的NPE公司Wi-LAN，即屬於此種規模較大且營運較為公開的NPE，透過專利授權的權利金為獲利來源。因為必須有更穩定的現金流支持公司的經營與存續，他們和打游擊戰形式興訟的NPE不同，會更有策略性的提起專利訴訟且布局周全，與被控侵權人在訴訟上纏鬥的時間也會比較久。

觀察過去的美國專利訴訟案件可發現，挑選法院是NPE啟動專利訴訟的重要策略之一，他們傾向選擇對NPE較為有利的聯邦地院提起專利侵權之訴，因此一旦遇上NPE時，被控侵權人可以採用聲請移送訴訟的策略，將侵權訴訟案件移送至對自己較為便利或是有利的聯邦地院來續行審理。不過，若被告要聲請移送訴訟來反制原告，必須評估個案事實是否符合法律所規定的要件，並考慮不同區域巡迴上訴法院所建立的解釋適用原則，是否有利於被告主張的侵權事實成立。

第四類型：專利私掠之NPEs的訴訟策略

「專利私掠行為」指的是營運公司將專利權利行使之業務「外包」給「專利權利主張實體」（patent assertion entities，PAE）或NPE，讓PAE或NPE使用其專利權向其競爭對手興訟，並收取權利金。現今很多營運公司會與NPE簽約合作，將其所擁有的專利權轉讓給NPE操作獲利，再由NPE出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營運公司和NPE合作的好處是不用以自身名義提起訴訟，避免遭反訴風險與損害公司形象。另外，有些營運公司的專利落入NPE手中，被用來向其他公司索取權利金，不盡然是因為這些公司有意圖地與NPE合作；有些是因為公司只是破產後資產被清算拍賣，公司本身與NPE間並不具備更深入的合作關係。

被告的因應之道

趙慶泠建議，台灣通訊廠商一旦在美國被告侵權，首先要了解所屬區域巡迴上訴法院所建立的移送原則，評估是否需要聲請移送訴訟；尤其是在美國專利訴訟曠日廢時，加上訴訟成本高，有時也必須考量聲請法院停止訴訟，或是善用PTAB(領證後審理程序)中的多方複審程序(IPR)。假設面對的是纏鬥式的NPE，除了想辦法尋求早期和解，也可聲請基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有機會駁回原告的起訴。

參考資料：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一Ｏ四年度委託研究計畫「通訊產業專利趨勢與專利訴訟分析研究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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