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近年來生產力成長乏力以及先進技術製造業空洞化，美國或許未來會推出更加強有力的技術經濟政策，最關鍵的第一步是在白宮內建立一個國家競爭力委員會，類似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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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國經濟發展強勁，但鑑於美國生產力成長緩慢、先進技術製造業空洞化，以及各經濟部門創新應用創新不足，美國迫切需要強而有力的技術經濟政策，拜登經濟學（強調公共支出、透過再分配擴大中產階級、促進公平、分散市場以及推動「綠色」轉型）和「美國優先」議程（強調較小的政府、對「大型科技公司」的不信任、放鬆管制和提高關稅），加上《CHIPS法案》提升半導體回流速度，對美國經濟或許有所幫助，但還遠遠不夠。事實上是，美國日益兩極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政策辯論，以及2025 年誰入主白宮將對科技政策領域的方向產生重大影響。然而，無論下一任總統是誰，都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來支持更快的生產力成長、顯著加快的創新和創新採用步伐以及提升美國在全球先進工業生產中所占的市占率與角色。

不少研究機構認為，新政府的政策目標應該是扭轉美國技術經濟實力輸給中國的局面，並超越中國在先進產業方面的持續進步，以確保美國在十年後在最先進的產業（無論是關鍵產業還是新興產業）上處於領先地位；同時，大型科技業者也指出，如果沒有繁榮的大公司，美國的技術經濟實力就無法實現。科技先進的大型企業不是必須被瓦解、不公平監管或威嚇的敵人，而是贏得全球技術競賽、刺激創新和推動生產力成長的必要條件，因此管制上可能必須與創新維持平衡。那麼，未來可能有那些措施是新政府可能提出的？

建立國家競爭力委員會

歸根究底，問題不在於知道該做什麼，而是白宮裡的人要有動力、有能力解決美國的創新、生產力和競爭力挑戰。傳統上，美國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是傳統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大本營，主要關注總體宏觀經濟政策；而國家安全委員會雖然對這些議題有所關注，但僅從國家安全、情報和外交政策的角度看待這些議題；而國家經濟政策團隊則主要關注廣泛的國內經濟政策議題，通常與社會政策、商業監管、基礎設施、大學債務、通貨膨脹和小型企業有關，但與科技競爭力關聯度低。

因此部分機構指出，美國需要一個新的國家競爭力委員會，專注於制定和協調整個聯邦企業的先進行業競爭力政策，該部會將監督美國先進產業能力的分析，特別是針對中國的崛起，它將評估中國削弱美國先進產業領導地位的政策、確定美國領導力所需的關鍵部門，並組織一個整體政府的方法來在部門層面上推進這一進程（例如半導體、生物製藥、航空航天、自主系統、人工智慧等）；而國家競爭力委員會的人員不應由主要關注價格調節市場的經濟學家組成，應由「生產主義者」組成：對企業、產業和技術動態有深入了解的分析師。

科技外交政策

為因應中國尋求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的作法，美國需要一種新型外交政策 — 「經濟北約」。這意味著放棄假定美國實力純正的舊經濟治國模式，並拒絕懲罰對手、獎勵朋友的新保守主義冒險主義，相反地，外交政策必須意識到美國的局限性，以及思考如何透過結盟來補強自身不足之處。

(1)建立主要合作夥伴的技術經濟聯盟
美國應尋求建立一個由主要合作夥伴組成的聯盟，這些合作夥伴遵守針對美國經濟的長期貿易規則和規範，並願意與美國合作限制中國的技術經濟優勢，具體來說，美國應該與歐盟共同建立一個新的跨大西洋G2，這或許是中國最擔心的事，在理想情況下，這將透過建立事實上的自由貿易區的全面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來實現，這意味著要調整防禦性和進攻性貿易措施，同時限制各種政策的使用，例如反壟斷、資料隱私、數位服務稅和其他歧視成員國公司的法規，目標是創造一個真正受保護的大型市場，不受中國不公平競爭的影響，特別是在先進技術與產品方面。

(2) 將對外援助限制在遵守規則的國家
美國政府應可調整所有貿易和發展工具，以支持其技術經濟利益，同時不再支持行為違背美國技術經濟利益的國家，包括那些與中國有密切技術轉移和其他經濟關係的國家。美國有多種向其他國家提供援助的計劃和政策，包括普惠制（GSP）貿易關稅豁免和優惠發展融資（例如千禧年挑戰公司和發展金融公司（DFC）提供的融資），下一屆政府可下令將那些超微量重商主義和歧視性政策損害美國經濟，或沒有充分與中國技術保持距離的國家，將無法再獲得這些經濟利益。同時，美國也可能與主要盟友建立更密切的共享技術計劃夥伴關係，包括與這些盟友在機器人和航太、以及人工智慧在軍事中的應用等領域進行合作，開發先進產業中心的共享網路，合作國家的公司可以在其中參與彼此的項目，以及聯合參與國家科學項目。

貿易執法措施

下一屆政府應該深化和擴大貿易，但僅限於那些致力於遵守規則並減少其重商主義和反美政策的國家，同時更積極地抵制不公平貿易國家，特別是中國，代表著下一屆政府需要更關注貿易執法，尤其是針對中國的貿易執法，不僅要使用現有工具，還要使用新的和改進的工具。舉例而言，出口管制已成為中國首選的貿易工具，其前提是相信美國可以對中國技術經濟機器的運作造成嚴重干擾，然而，這些出口管制往往適得其反，中國企業會尋找變通辦法，支持自己的本土創新，並限制美國的全球銷售，下一屆政府可能會更關注與軍事能力更直接相關的技術，而不是軍民兩用技術。同時，在人工智慧和半導體等先進技術產業，美國應避免實施單邊出口管制，並在德國、日本、韓國、台灣、荷蘭和英國等擁有本土半導體生產能力的志同道合的國家之間頒佈出口管制。

另外，需要採取更多措施來限制中國的智慧財產權盜竊。下一屆政府應與國會合作，通過立法，加強對此類行為的刑事處罰。其下一個預算應包括大幅增加聯邦調查局（FBI）商業反情報辦公室的資金，下一屆政府應指定商務部長為負責加強和實施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的主要政府官員；此外，被認定從事針對美國商業間諜活動的中國公司應被拒絕進入美國市場和金融服務。下一屆政府也應敦促國會頒布《秘密法案》，該法案或將建立新法律工具來阻止和懲罰國家支持的智慧財產權盜竊行為。最後，中國假冒商品危害美國消費者安全，削弱民眾信心，減少美國就業機會，不公平地支持中國經濟成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下一屆政府應增加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預算，並任命一名主管，該主管將與包括品牌銷售商、線上市場和托運人在內的私部門利益關係人合作，以建立有關潛在假貨的即時資訊共享和分析，這將使他們能夠快發現和查獲更多進口假貨。

研發、技術與製造政策

1980 年的拜杜法案 (Bayh-Dole Act) 目的是讓大學、中小企業等與聯邦機構締約，在完成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發計畫後仍能保有其研究成果之專利，它帶來的學術技術轉移催生了 17,000 家新創企業，該法案列舉了政府可以介入並徵用智慧財產權的幾個有限情況（主要是在一項發明沒有充分商業化的情況下）。有些人呼籲擴大法案的範疇，以便在政府認為最終產品的價格過高時應用這些權利，不少業者認為，該法案或許需要調整，以維持對中國的科技競爭力。而在人才部分，低技能移民限制了對提高生產力的技術的投資。相較之下，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移民提高了美國的創新能力，下一屆政府可能採取措施減少較低工作技能移民，同時繼續允許擁有 STEM 研究生學位的外國人，特別是來自盟國的外國人在美國工作，以盡量減少國家安全風險。

同時，美國支持建立至少一個國家級研究所，專注於與美國先進產業競爭力相關的產業研究。包括澳洲、中國、日本和台灣在內的許多其他國家/地區都設有專門從事競爭前商業技術開發的國家研究機構，讓國內企業可以將這些技術商業化以獲得全球優勢。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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