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論壇指出，若從溫室氣體排放量來看，中國大陸、印度、日本、印尼、南韓為主要排放國，排放總量達亞洲整體的51%，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在國際供應鏈以電業、製造、土地等相關生產工作為主，換算後亞洲應有需要擔負起53%碳排放的責任。不過，亞洲的減碳速度相對緩慢：預期在 2030 年之後才會加速脫碳

圖片來源 : 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亞洲碳排放量為全球最高，企業減碳不如預期

2022年在埃及舉行的聯合國第 27 屆氣候會議（COP 27）的亮點為在參與國同意下成立「損失與損害基金」，計劃在2024年由24個國家組成委員會來決定基金的形式、籌措方式、國家與組織出資類別 （COP 27，2022年），與資金未來流向。雖然德國、蘇格蘭、丹麥等國家願意出資，但會議中依舊面臨不少挑戰，例如「禁用化石燃料」議題的談判陷入膠著，因此基金前景仍然未知；同時，詭譎的國際情勢也讓此次會議進展緩慢，美中關係的惡化讓雙方在氣候議題陷入膠著，而俄烏戰爭的發生也使得國家間存在不信任感，而開發中國家則積極呼籲提供氣候融資來強化淨零碳排措施，但目前依舊未有具體計畫，如果國際合作的速度可能趕不上企業排碳速度，由成長快速的亞洲企業來進行合作，或許更具可行性。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調查，在2021年，亞洲有 3,879 家公司通過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披露氣候目標和排放量，較2020年成長 29%，然而，這些公司中只有大約 900 家採取科學減碳的作法，更只有 300 家 (約8%) 制定淨零目標，這些公司也都認為要將減碳承諾轉化為行動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且僅有38%的公司認為有遵循原先訂定的低碳轉型計劃。

亞洲投入降低氣候風險行動將迎來龐大綠色商機

對於人口密度相當高的亞洲而言，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相當巨大。研究指出，如果該地區溫度上升攝氏3.2度，則GDP預計下跌26%，特別是東南亞地區，下跌幅度將會達到37%，緬甸、越南、菲律賓與泰國更是如此；為了有效應對氣候風險，亞洲能夠從兩大面向著手。首先為確定五大議題，包含建立氣候早期預警系統、提升基礎設施韌性、確保農作與糧食安全、保護紅樹林生態系統，與做好水資源管理等。第二為投資能夠減緩氣候變遷的科技，例如減少／偵測溫室排放的技術、脫碳科技，或是建立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的基礎設施等，這些做法對企業而言的可行性較高，然而這些活動將需要國家與企業進行大量投資。例如，國家將需要提撥足夠金額的「氣候行動資金」與大型基礎設施與交通建設，而民間組織也需要更多氣候相關的倡議來督企業減碳，並防止漂綠行動蔓延。

另外，從產業端來看，雖然各產業在減緩氣候變遷雖然需耗費成本，但推動相關措施的同時也能夠創造價值。以能源產業為例，雖然原先收入會因減碳活動下滑，但透過研發出綠色能源能提升營收來源、而電動車作為交通產業的綠化變革，能透過建立充電樁來發展新的訂閱制商業模式、建築業者能建造低能耗／高散熱的智慧建築、製造業能發展低碳或減碳產品，並搭配物聯網與人工智慧做成解決方案進入新市場。事實上，亞洲企業能從再生能源的擴張、建築物的能源效率提升，與生產性產業的循環經濟中獲得的新營收的機會，企業參與減緩氣候行動衍生出的市場商機相當龐大，根據BCG統計，亞洲企業可從綠色市場獲得的收入約為 4.3 兆美元 — 占全球總市場的 43%。同時，新工作如綠領人才的需求也大幅提升，3.95 億個新工作機會將會應運而生，而當中超過一半的職缺將位於亞洲。

亞洲企業應積極建立氣候行動框架因應綠色轉型

企業氣候行動框架闡述企業管理階層能夠立即與在中長期採取的行動，以及透過氣候行動框架來達到長期成長的目標。實際上，亞洲企業在氣候行動的框架可分成三大要素：即時行動、促進轉型、發現新成長機會。

在即時行動部分，管理階層須先將氣候行動列為策略層級的優先事項，並與員工、供應商、股東、政府等不同利害關係人溝通其重要性；其次為整合內外部資源來辨識當前對企業的氣候風險種類與機會，同時制定一系列策略層級方案來因應，再者，評估減碳路徑與目標是否合理，並考慮使用人工智慧、物聯網等數位科技來協助工作進行，同時評估企業整體價值鏈的減碳目標與減碳量是否合理，使整體氣候行動藍圖更加清晰，最後為在成本效益考量下尋找適合解決方案，並確保企業在可負擔的情況下能長期投入減碳。

在促進轉型面向上，企業首先需動員整體組織並盤點資源，並且錨定減碳目標與公司治理策略，當前公司治理的新趨勢為將氣候納入治理環節，並盡可能聘用相關專業人士擔任獨立董事；轉型的另個面向為促進整體生態系共同進行，而非企業本身單打獨鬥，例如在範疇三的溫室氣體排放上，可結合供應鏈協力廠商與外部諮詢單位合作，而合作過程中最關鍵的為能做出快速具備成效的專案，以鼓勵合作夥伴持續投入氣候行動。在發現新成長機會部分，則可以在現有企業價值鏈上進行賦能，例如投入碳捕捉、利用與封存技術(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生物能源與碳捕獲和儲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BECCS）、氫能開發等技術，搭配上述提及的數位科技來進行；此外，在商業模式上則可以建立綠色商業模式，將解決方案與產品減碳化來進入高階應用市場。

案例分析：Zuellig Pharma的減碳旅程

Zuellig Pharma是一家主要在亞洲營運的醫療產業，公司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現已是一家價值市值超過 150 億美元的企業，營運範疇涵蓋全球 16 個市場，擁有超過 13,000 名員工，為超過 350,000 家醫療機構提供服務，同時與 500 多家客戶合作，包括全球排名前 20 的製藥業者。公司的減碳旅程建立在透明度和外部驗證的基礎上，在外部顧問協助下制定這為期八年減碳投資計劃，並主動揭露和關鍵永續性指標，包括其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等，這些指標均由透過檢驗公司Bureau Veritas進行第三方驗證。在實際作為上，公司於 2021 年加入基於科學的目標倡議 (SBTi)，並與外部顧問合作制定了符合 1.5°C 情境的目標，同時規劃明確的排碳藍圖，相關目標包括將範疇一與範疇二的排放量從 2020 年基準年減少 42%，將範疇三的排放量減少 25%。

此外，公司的目標是到 2030 年達到自身業務的碳中和，並承諾到同年從製造現場獲取 30% 再生能源。雖然碳抵消可能是實現這些目標所必需的過程，但該公司的主要重點是減少排放，它已開始尋找相關的合作與技術來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並鼓勵供應商降低其材料價值鏈的碳排放。其他作法則包含將其大部分區域服務從本地託管遷移到微軟雲端的 Microsoft Azure 資料中心，藉此最多可節省 93% 的能源。

該公司同時也建立第一家獲得 LEED（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獎）認證的倉庫，該倉庫由 10,000 平方米的太陽能電池板供電；並擁有一支完全由太陽能為動力的運輸車隊，估計如果若該模式能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每年就能產生超過 1.5 mkWh（吉瓦時）的清潔能源，相當於減少 1,156 公噸二氧化碳與 375,000 公升的柴油排放量。整體而言，這些做法也獲得正面效益，Zuellig Pharma 稱整體碳排放量減少 7%，包括節省 400 萬千瓦時的能源，當前超過 5% 的能源來自經過認證的可再生能源，減少了 1,470 萬噸的排放量

多元化與加速成為亞洲企業投入氣候行動的關鍵

整體而言，亞洲中產階級的成長快速提高該地區的生活水平，中產階級在變得更加富裕時預期會消耗更多的能源、產品和服務。為了讓亞洲提供能源和基礎設施的可時序性發展，同時平衡氣候影響，需要每年以兆美元為單位的投資，單靠政府的公共基礎建設無法實現這種投資水平，亞洲企業需要參與更多來協助這場氣候戰役。除了投入數位科技外，由於亞洲產業供應鏈相當複雜，大型企業透過夥伴間合資成立減碳企業、透過投資更多潔淨科技新創、運用內部投創方式培養相關團隊，或是透過長期的植林行動皆為可考慮的方式，實際案例如新加坡的食品業者Olam、SATS皆已開始採取相關策略。我國處於資通訊產業重心，在減碳上雖然也不遺餘力，但仍需要更積極的措施、框架，與策略來投入氣候行動。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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