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法院開議前夕，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於8月中正式拍板定案明（109）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將在月底時送往立法院審議。根據行政院規劃，明年中央政府的歲出、歲入規模將比今年成長約5%，達到2兆1千億元；值得注意的是，這是22年來，中央政府預算編列的歲出、歲入規模達到平衡，意即除了借新還舊的需求外，中華民國政府明年度不再需要舉借新的債務。

回顧今年的政府預算，歲入（19,923億元）與歲出（19,979億元）的金額相差了56億元，需要靠舉債方能補足；因此，在歲出金額年年提高的情形下，若不想靠舉債支應，唯一的方法就是自闢財源。那麼，這些錢又該從何而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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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明年度的歲入預計將比今年增加1,098億元，其中貢獻最高的三項，分別是5G行動寬頻業務釋照收入（400億元）、地方建設基金裁撤繳庫數（198億元）以及增列稅課收入（325億元）。換句話說，目前全球科技業喊得震天響的5G，正是國家眼中的金雞母。

5G釋照，將是明年度國家重要收入

以財政紀律的角度來看，如果國家能夠維持收支平衡，不但可以減輕債務負擔，也能增加日後資金調度的空間，當然是好事一樁；問題是，5G釋照的收入不論再高，對國家都只是一次性的意外之財，更與財政紀律無關。試想，如果明年不是恰逢5G釋照，則國家財政豈不是將面臨高達400億元的大缺口，又何來紀律可言？

再者，把5G頻譜當作國家財政來源的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在歲入項目當中，行政院直接把5G釋照收入打上了400億元的目標金額，等於間接宣告了5G執照的入場券價碼，以及頻譜標售必須在2020年全部完成的政策目標。先不論400億元的數字如何估算得來，若參考其他國家的5G頻譜釋出政策，台灣實在有點反其道而行。

本刊在前文（5G的機會與挑戰：台灣篇）當中曾報導過，包括英國、韓國的5G頻譜拍賣標金，比起4G都有顯著下降，例如英國下降了近70%，韓國也下降了至少45%，而日本更乾脆放棄競標，以審配制分配頻譜（圖1）。在去年度的5G應用與產業創新策略（SRB）會議中，台北市電腦公會理事長童子賢就呼籲，台灣的頻譜釋出要參考國際上的調降趨勢，讓業者可以投入更多資源開發服務，這樣台灣的5G應用才會活起來。不過目前看起來，民間企業的呼籲，政府似乎充耳不聞。

圖1：世界各國5G頻譜概況

資料來源：「5G應用與產業創新策略會議（SRB）」會議資料，2018/10/30

世界各國的5G頻譜標金，多呈現明顯調降

尤其，5G並不只是通訊速度的再提升，而是國家整體基礎建設的再建構。5G主要的應用場域在於企業專網、公共服務或車聯網等商用市場，而非3G、4G的消費者市場，所以業者在取得執照後，勢必得再花一番力氣佈建新的基地台。此外，為了實現高速、低遲延、大量資料的特性，5G基地台的密度、電力需求、維修頻率都將比4G時代更強，這些都將加重日後正式營運的負擔，反而不利於5G應用的普及。著眼於此，大部分國家才願意犧牲頻譜標金收入，來換取業者將資源投注在5G建設上。

回顧過去，2013年時，台灣標售4G頻譜，底標金額設定為359億元，在總共7家業者競標之下，最後總得標金額高達1186億元，超出將近2.5倍。表面上看來是筆划算的生意，但在通信資費逐年銳減的趨勢下，真正從4G賺到錢的電信業者恐怕少之又少；如今，政府又啟動新一輪的頻譜標售，就算電信業者仍然願意「共襄盛舉」，但在4G投資回收遙遙無期的情況下，又還有多少資源能投入規模更大、更複雜的5G呢？

不論財政或者5G，台灣需要的是能夠務實謹慎、高瞻遠矚的行政團隊。5G頻譜不論如何分配，都必然為政府創造額外收入，但這並不是稅收、國營企業利潤這種政府施政所創造的經濟果實，而是全民公共財分配給私人經營所取得的代價，必須考量更長遠的利益，否則「竭澤而漁」的情況遲早會出現。此外，如果需要頻譜標售這種額外、一次性的收入，才能使國家預算編列平衡，只是再度證明台灣的財政狀況確實困窘，難道不值得行政團隊更加審慎以對？

資料來源：
行政院會通過「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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