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改革開放歷經四十年，筆者在深圳一帶訪談當地的台商或台青，普遍認為深圳的政治意識形態少，拼經濟生活的後勁強。改革開放四十年，讓深圳的GDP上翻近四千倍，堪稱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深圳在科技發展的實力正在集聚優勢，亞洲新創圈將深圳比喻為「亞洲的矽谷」。當台灣產官學研關注韓國人均GDP超過三萬美元新聞的同時，深圳人均GDP在2016年已破2.52萬美元，若不比較購買力評價（PPP）及可支配所得，深圳恐怕早已超越台灣的人均GDP所得。

大陸年輕人有句順口溜：「去北京是為了出人頭地，在上海是為了安心立命，闖深圳是為了追求夢想！」敘述深圳的發展歷史，可從客家話形容深圳的意義最為明顯：即「深深的小河」。香港與深圳僅「一河兩灣」之隔，由於兩地距離相近，經濟規模相仿，但又存在工資、物價水平、社會風貌的差異，以及一國兩制等原因，形成了香港和深圳獨一無二的城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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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曾自述上世紀70年代初到深圳，協助當地的城市規劃時，絕對想不到深圳會發展成為1,000萬人口的城市。改革開放四十年，讓深圳的GDP上翻近四千倍，堪稱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深圳在科技發展的實力正在集聚優勢，亞洲新創圈將深圳比喻為「亞洲的矽谷」。回首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跟香港比鄰的深圳，正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最佳縮影。

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2018年上半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地區生產總值排名，上海和北京繼續保持1兆元人民幣以上，而深圳和廣州則是新擠進兆元俱樂部的成員。其中，上海以1兆5558億元人民幣領先大陸所有城市，北京以1兆4051億元人民幣緊隨其後，深圳總量1兆1009億元人民幣，繼續領先廣州，居大陸第三，將前四大城市排名翻轉成「上北深廣」。

孔雀東南飛的深圳經濟特區

2011年，大陸國務院批准深圳擴大特區版圖的方案，將使深圳特區的範圍將延伸至全市，特區總面積由現在的395平方公里猛增至1,948平方公里，接近香港面積的兩倍。此舉不但可縮小關內外發展不平衡的差距，還將從根本上解決「一市兩法」的問題，拓展城市發展空間，為深圳邁向國際化大都市的願景，奠定更上一層樓的空間。

過去的深圳經濟特區，包括羅湖、福田、南山和鹽田四個區，俗稱「關內」；寶安區、龍崗區、光明新區和坪山新區統稱「關外」，總面積1,553平方公里，擴大了四倍，深圳關內關外一體化的節奏若能貨暢其流、地盡其利、人盡其才的綜合發展目標，大陸具有學歷、技術、視野的年輕人大批聚集深圳，胼手胝足打造深圳日後成為亞洲矽谷的基礎，深圳特區人口平均年齡僅33歲，擁有大量的人口紅利及高端勞動力集聚的優勢。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深圳、珠海和廈門相繼被指定為經濟特區，以這三地作為開放的窗口，為開放改革的試點。而深圳也由原來只是寶安縣的一個小鎮升格成為地級市，並反過來吞併了原來寶安縣的地域。深圳成為經濟特區的歷史淵源與城市發展，與鄧小平的關係最為關鍵，號稱「建設深圳經濟特區的總設計師」，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時，政府高層不斷憂慮深圳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地方，鄧小平以「南巡談話」表明深圳經濟特區的成立和發展是正面的，若無鄧小平的堅持，深圳發展的神話恐怕在二十世紀末告終。

深圳速度成為城市治理的顯學

「騰籠換鳥」為廣東省提出的發展戰略，是借市場淘汰落後產能，釋放土地，為新興產業的發展騰出空間，而深圳的持續發展主要受益於騰籠換鳥戰略的成功。就華南地理區位的衡量而言，由於深圳靠近香港，吸引大量的港資進駐與港人消費，經濟發展在深圳漸趨蓬勃，高樓大廈取代農田，多個周邊的開發區引進外地資金，深圳交易所的成立更是中國1949年後之最，使得「深圳速度」成為區域經濟及城市治理的顯學。

深圳與香港在諸多方面有著相似之處：雖然開放程度相對較高，但在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製造業頹靡不振，城市發展越來越依賴房地產和金融行業。筆者時常往返香港與深圳交界的羅湖關口，深刻體會香港是國際規格，但一進入深圳就是國內標準。此外，深圳與鄰近的「嶺南文化」有所不同，深圳的後發優勢，吸引外地人前往深圳討生活，但在「粵語」相當強勢的珠三角，「普通話」在深圳反而是主流，無論歧視也好抑或羨慕也罷，講粵語的嶺南文化圈確實把講普通話的深圳視為特區或租界來看，深港一體化的趨勢讓深圳也和珠三角城市圈的差距拉開。

深圳的文教優勢反而讓人容易忽略，在高等教育上，深圳擁有位列廣東省前茅的研究生教育環境，在深圳大學城設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南開大學四家大學的研究生院加上深圳大學共有五所研究生培養機構。此外，深圳擁有全國領先的初等、中等教育資源，依賴於雄厚的公共財政和民間資源，不僅吸引大陸各地的優秀教師，深圳境內的中小學校在硬體設施亦大幅領先其他地區。近年來，深圳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南方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中山大學深圳校區等紛紛落地。高等教育的人才密集優勢將使深圳發展更脫胎換骨。

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加持

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整合沸沸揚揚，過了羅湖關口，來到新興物流業中心－「深圳經濟特區」，旅客搶搭出租車，講起價錢來相當老練，也呈現一種經濟活力。早期覺得深圳的文化底蘊並不明顯，或許深圳的外來人口居多數，成為特殊「外來移民文化」的都市產物，關內和關外的人口總數突破千萬，加上海外資金的投資帶動，深圳在城市規劃上非常整齊，硬體設施展現出來的霸氣並不輸北京及上海，在創新領域上甚至更為精進。是以，「孔雀東南飛」的深圳享有經濟特區的特權，在高科技、通訊業等享有競爭優勢，期待深圳國內雖非第五個直轄市，但已享有與北京、上海爭取資源投入及聚集的軟實力。

老一代從事製造業的台商還在東莞集聚，新一代從事硬體創新服務的台青卻在深圳打拼。無論老台商或少台青，皆不約而同地表示：深圳的政治意涵少，拼經濟後勁強。試想：珠三角經濟圈為改革開放後，最先開放外資進駐的地區珠三角在傳統中小型製造業也享有過榮景，沿著珠江東西兩岸的各城市的競合與互補，讓筆者在深圳大學城的咖啡廳內，反思「政府帶動」的區域發展，能否驅動真正的「市場啓動」？政府由上而下的規劃主導可展現「效率」，但未必如「市場啓動」模式的「效能」，深圳能否在珠三角優先開啓「市場啓動」的模式，或許是日後更進一步發展的觀察指標。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作者： 林士清 現任：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學歷：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中國大陸研究學程 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南臺灣專案辦公室/組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一所/兼任助理研究員 行政院青輔會青年國是會議/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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