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日本帝國實行的「和平憲法」，起源於二次大戰敗投降後，由「盟軍占領當局」（GHQ）佔領時期所撰寫的，取代原有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和平憲法可以說是被美國強迫的情況下寫成的，但此憲法的和平元素比起同為戰敗的德國和意大利還要徹底：德國和意大利只放棄侵略戰爭的權利，而日本則全面放棄一切交戰權。和平憲法實行七十週年之際，首相安倍晉三卻積極主張2020年日本新憲論，讓日本恢復成正常國家，探究安倍的政治思考與戰略佈局為本文核心。

自第一次當選以來，我一直勉勵自己要做一個「有所為的政治家」。「有所為」不是不分青紅皂白。是要「Speak for Japan」(為日本出聲)，是要傾聽國民的心聲。

                                        -安倍晉三在「邁向美麗之國」序言

2006年安倍晉三出版的政治著作「邁向美麗之國」（日文原文：美しい國へ），本來預定2005年發行，後來安倍本人忙於公務推遲完稿時間，但是出版時間剛好碰到前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將要卸任，因此受到輿論格外的關注，在當時成為暢銷書。由於該著作充滿著安倍本人的政治理念，頗值得探討。

出身華麗的政治世家

安倍晉三出身政治世家，目前為自由民主黨總裁（第25任）、日本眾議院議員（連任8屆）及現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第96、97任）。安倍晉三在1982年踏入政壇，曾任自由民主黨幹事長及內閣官房長官，之後在2006至2007年擔任自由民主黨總裁（第21任）與內閣總理大臣（第90任），是日本首位二戰後出生的首相、也是二戰後最年輕就任的首相。祖父安倍寬歷任日置村村長、山口縣議會議員，1937年當選國會眾議院議員而成為日本政壇政要人物。同時，安倍晉三亦為前總理大臣岸信介的外孫（安倍晉三的母親是岸洋子），其外叔公佐藤榮作亦曾任是日本首相。安倍其父親安倍晉太郎曾是日本政治界的三大領袖之一，與竹下登、宮澤喜一並稱。

1977年安倍晉三於日本東京成蹊大學政治學系畢業，轉往美國南加州大學攻讀政治，半年後放棄學業回國。1979年於日本神戶制鋼所株式會社任職。1982年11月，擔任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父親安倍晉太郎的秘書官正式從政，並獲前首相福田赳夫和竹下登的大力提攜。1993年7月，參選日本眾議院議員並首次當選。2000年7月，出任第二次森喜朗改造內閣的內閣官房副長官。2001年4月續任第一次小泉純一郎的內閣官房副長官；2002年9月續任第二次小泉內閣(第一次改造內閣)的內閣官房副長官。2003年9月，小泉純一郎連任自由民主黨總裁後，任自民黨幹事長。為自民黨1980年大平正芳以來，23年以來第一位與黨總裁屬同一派系的幹事長。2006年9月26日，就任第90屆內閣總理大臣，成為日本戰後最年輕的首相。

2007年7月29日，安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於參議院選舉中大敗，自民黨立黨五十二年來，第一次在參議院成為第二大黨，首次失去參議院的控制權，給了安倍內閣很大打擊，即使之後8月27日安倍進行內閣改組，仍有多名閣員因醜聞及失言辭職，也無法挽回日益下滑的支持度。2007年9月12日，安倍突然宣佈因健康理由辭去首相一職。2007年9月25日，福田康夫組閣，翌日正式離任。之後因調養身體暫停政治活動，一年後重返日本政壇。2012年9月26日，經過兩輪黨內投票，當選第25屆自民黨總裁，成為首位回任的自民黨總裁。2012年12月16日，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大勝贏回執政權，再次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從政治世家背景與用人哲學的關係上來說，小泉對於安倍晉三的重用，可以說是報答安倍之先人。小泉就是安倍外祖父岸信介派系的繼承者，父親安倍晉太郎更是小泉初踏政壇時的政治恩師，正是安倍晉太郎在竹下登首相改組內閣時的大力推薦，小泉才能出任厚生大臣，嶄露頭角。分析安倍晉三兩次出任日相的評價，日本自民黨籍眾議員笹川堯分析認為：「安倍晉三出身於未經歷戰爭的世代，是其優勢」；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弗朗西斯•福山說：「如果說他們（安倍晉三與小泉純一郎）之間有什麼不同的話，那麼安倍是更有決心要建立一個固執己見並且絕不道歉的日本。

日相安倍傾向強大日本的歷史觀

關於安倍對歷史的看法，其認為二戰後的日本歷史就是戰敗且受虐的歷史，二戰之後日本並沒有實踐完全的獨立，要實現強大日本的目標，前提乃是日本在主權及安全上的獨立與自主。該思維與福澤諭吉對一身獨立的思想一脈相承，亦和明治維新時期之脫亞入歐思維極為相似。思考日本未來的道路，要思考千百年來的日本歷史，也就是思考日本的大歷史和大日本的歷史，日本需要在獲取權力及財富的道路上，找尋二者兼得並有益提升日本國際威望的新方法。

此外，安倍強調時代的領袖不能被歷史潮流所束縛，對時代要有獨到的認識，並且認為弱肉強食仍是才是日本處於當代國際關係的本質。安倍將中日關係比喻為一次大戰前的英國與德國關係，甚至暗示中日必有一戰，欲以富國強兵作為日本生存的保險戰略。

安倍強調的憲法並非日本製造、侵略並國際定義、聯合國虛有其表等，頗類似於二戰之前日本對於國聯及國際關係的認識與認知。事實上，安倍內閣在國際上積極倡導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及重新塑造規則與秩序，內部上則制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解除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限制等，顯示安倍希冀以軍功產業作為日本復興的保障和支撐的具體實踐。另一方面，在國內積極修改和平憲法恢復日本正常使用軍事手段，實際上想運用各種手段實現正常國家的目標，包含主導TPP及大力參與AEC事務，拓過經濟外交並倡議自由經濟市場，為日本經濟發展獲取更為廣闊的市場及資源。另外，安倍主義的說法也甚囂塵上，包含推行價值觀外交的政策主張；鼓吹海洋不應該透過實力來控制；採行自由、開放、相互結合的區域經濟整合；強化日本在東南亞、南亞、中東地區的重要性等。

出身於政治世家的安倍晉三，外祖父岸信介，以及外叔公佐藤榮作，都是戰後保守派的首相。「要當首相應該很難了吧」，一生無緣當上首相的父親安倍晉太郎，1991年在病床上反覆地念誦這句話，讓安倍痛下決心，決定完成父親未完成的夢想，走向首相之路。日本政治評論家認為，雖然沒有顯赫的學歷，安倍卻能在1993年至2006年，短短13個年頭，就從眾議員迅速竄升至政權核心，完全是拜出身於傳統的政治世家所賜。由於安倍的政治思想受到外祖父岸信介影響頗深，岸信介在二次大戰後擔任首相時，曾努力推動「自主憲法」，因為在美國的強力干涉下，只能接受美國的監督，建立「和平憲法」，讓日本軍隊僅有保衛國土的自衛權，沒有擴充軍備、製造核武、甚至發動戰爭的可能性。

安倍晉三承襲外祖父的思想，在日本經濟邁向復甦之路的同時，欲順勢修改憲法，讓日本不但維持經濟強國的現況，更讓部隊有武力擴展空間，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安倍所謂的「正常國家」，讓日本鼓吹和平的人士感到憂心，這可能把日本推向戰爭之路。安倍在其自傳「邁向美麗的國家」中，也說到自己為日本無法從戰後體制走出來深感煩惱，因此親安倍者多次向外預告，日本的對外政策可能會有重大的變化，是日本戰後體制的大規模翻轉。

由於2016-2017年東亞地區先後會舉行各項選舉，包含：日本參院選舉、香港立法會選舉、美國總統大選、香港特首選舉、韓國總統大選、以及中國共產黨的19大。2016-2017在東亞繁複的選舉頻率，以及民族情緒彼此呼應的上揚，東亞勢將進入高張力的政治深水區。改選後如自民黨依舊在眾議院單獨過半，安倍政權的首相任期會到2019年。

日本戰略轉型及中日關係新情勢

日相安倍晉三的國家戰略轉型包括：

1. 振興日本經濟：優先升級日本國內產業再強化軍事工業和健全陸海空三軍的國防軍備作為施政的目標，全力穩定國家財政，並積極爭取讓日本晉級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2. 推廣「自由與繁榮之弧」：積極造訪周邊的東南亞國家，其眾閣員也多次出訪亞洲國家，和印尼及越南等國合作制定防衛計劃，以監視中國的軍事活動，並針對日本所屬的區域範圍加強陸海空預警管控系統；
3. 強化日美盟邦關係：賦予日本自衛隊共同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的軍事行動與反恐任務以及同時作為援助他國軍隊的後勤支援，並加強美日兩國之間的外交互動與軍事交流。

日本的戰略轉型必然對中國和平崛起帶來衝擊，對中日戰略結構的穩定及區域未來戰略形勢產生深遠的影響。安倍政權目前推動的國家戰略轉型，從戰略的角度來看，安倍政權頗有將二戰後思維推向二戰前思維，其基本邏輯奠定，在於二戰後的日本不正常，而二戰前的日本才正常。因為二戰前日本在改變束縛體制下強大，二戰後日本卻在適應體制束縛下生存，要擺脫戰略困境，關鍵在於要擺脫改造日本的戰後慣性，促使日本在類似於二戰前般從改造世界中獲得動力。然而，安倍政權在戰略轉型的道路上，並不希望走二戰前道路（武力擴張道路），仍主張堅持二戰後發展道路（經濟大國道路）。不過，安倍認為冷戰式的經濟大國道路已時過境遷，日本需要汲取二戰前自主圖強及二戰後依強謀富的經驗，重新確立起謀求財富和權力的獲勝戰勝，追求日本自己的國際威望。

二戰前思維及二戰後道路相互結合，可謂安倍政權思索戰略轉型的基本理念及基本路線，而安倍的對外戰略也帶有明顯的機會主義色彩，與冷戰時期的商業機會主義不同，安倍更帶有國家機會主義的特徵，期待將日本帶往世界政治的中心。安倍政權對外政策之戰略思維調整，對日本的戰略轉型和未來中日關係造成重大的影響，由於中國崛起後，如何制衡或對衝中國，已成為日本國家戰略轉型的關鍵。是以，中日國力地位的變動、戰略結構的改變、世界影響力的消漲，給日本造成極大的戰略衝擊。反之，日本的戰略轉型、歷史問題的翻案和總體右傾化的態勢，也對中國和中日關係構成巨大的衝擊。兩強並立時代的中日關係發展，既需要戰略定力，也需要戰略魄力。

小結：美國仍為中日關係競合的槓桿

安倍政權推動新憲論涉及日本國家戰略轉型，是對二戰前日本國家定位的再思考。是以，日本戰略轉型及中日關係新情勢，依據安倍政權的對外政策走向，主要可作出下列三點判斷：首先，中日關係的關鍵在於雙邊的克制，倘若兩國仍然因各種事故挑起事端，彼此的刺激-反應是否會收斂仍待驗證，中日關係轉型為結構-行動是較佳的策略；其次，目前日本發展模式接近二戰前的現實主義，但未發展到軍國主義程度，試圖恢復二戰後的強日本，接受讓日本成為強國的國際戰略，是安倍政權對外政策的基本訴求。美國終究是中日關係中關鍵的第三方，而美國的戰略矛盾在於如何透過日本來制衡中國，卻又要與中國發展兩性的雙邊互動。筆者始終認為美國對於中日兩國的互動所把握的關鍵，在於兩國之間親而不合，同時又能融入美國的霸權體系。川普團隊執政下的美國，其實最不願意見到中日兩國合作共同對付自己。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作者： 林士清 現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學歷：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班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中國大陸研究學程 經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南臺灣專案辦公室/組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一所/兼任助理研究員 行政院青輔會青年國是會議/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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